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自其上任以来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并质疑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八届两党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这份报告显露了美国对其长期以来试图“改造”或“引导”中国这一幻想或已破灭的深沉担忧，如近来美国国内对中国使用所谓“锐实力”（sharppower）来渗入并影响美国公共政策话语的指控即为表现之一。以此为背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18年3月7日举办了一场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为主题的会议，主办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邀请了华盛顿地区多位有影响力的智库学者，从多元政策维度与理论视角评估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前景。此次由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对华政策辩论，实际是美国自2015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延续。总体而言，此次辩论与会者认为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可行的，并主张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这种接触政策，反映了美国国内主张中美合作的主流观点。但智库主张合作的政策倡议未来能否影响乃至制约特朗普政府目前强调遏制战略的对华政策？更进一步而言，美国智库参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笔者在哈佛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多场由美国顶尖智库举办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会，并对布鲁金斯学会、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以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肯尼迪政府学院等知名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访谈。结合笔者在美期间与智库专家的访谈记录以及学界动态，本文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试图探讨作为第三部门重要行为体的智库参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