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控制生育政策之后，中国控制生育政策逐步放松，虽然没有完全放开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但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多的生育选择。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以上，快速下降到2010年前后的1。8以下（郭志刚，2000）。以往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主要取决于严格生育政策控制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也可以总结为政策约束驱动和成本约束驱动两种不同的模式（李建民，2009）。不可否认，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期，政策约束驱动对生育水平的下降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在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成本约束驱动逐渐成为生育水平下降的主导因素，亦可以认为，当前的生育更多地进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阶段。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人口转变是一个普遍现象，生育水平下降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以往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生育意愿转变的特点来看，不仅仅是在数量上变化，同时还在行为上从自然生育向理性生育变化（李建民，2004）。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很难把生育政策因素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剥离开来，导致以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往往都带有较多的局限性（郑真真，2004）。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意愿的调查统计往往是为了了解群众的生育观念是否已经发生转变，是否与当前的生育政策保持一致，而不是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郑真真，2011）。而在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增强。故而可以说，生育政策放松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观测生育意愿变动和影响机制分析的真实样本。本文侧重于分析北京、上海、广州三个超大城市生育意愿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机制，进而分析超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生育意愿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