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章，笔者以涂尔干、帕森斯、卢曼和亚历山大为主要代表人物，梳理、讨论了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理论传统的功能主义围绕秩序问题展开的理论建构。无疑，这基本上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旨在追问上述生发于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社会理论究竟说了什么，它们为什么这么说等问题。从而，笔者期望这样的理论澄清能够为当前正发生于中国的相关论辩和研究提供一种较全面的理论逻辑和较新颖的问题视角。当然，这样做的局限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危险可能在于一些学者曾经指出的，“中国论者固执地依凭一己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用于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研究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化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和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作非此即彼的判断，等等”（邓正来，2006：458-459）。对此，暂且放下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不论，问题本身至少已经告诉我们，在从西方经验和理论中汲取灵感、智慧到真正置身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之间，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以下所论，仅是一些断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