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一，着眼于解决研究假设的真实性问题。研究选题要到经济现实中去寻找，而不是从别人的著作或论文中去寻找，用周其仁的话说，就是“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例如，科斯在写作他最著名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时，就是“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范里安（Varian）在介绍自己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时，也强调不要试图从经济学的学报中去寻找想法，而是从报刊里、电视上、日常的谈话间，甚至平时生活中寻找经济问题。假如你要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研究，如果你一开始就急于到英文的经济学专业学报去查阅文献，你立即会被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的共识所俘获，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是保证企业具有效率的不二法门。于是，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企业的产权制度方面，你的观点也就事先确定了。这时，你失去的不仅是研究的原创性，更失去了立论的真实性。因为产权制度的隐含假设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恰恰不具备自生能力。

原则二，着眼于解决研究假设的正确性问题。虽然理论是否正确，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或者说看其预测得正确与否，但是在选择之初也可以从其逻辑判断看是否具有较大的正确性概率。除了对于理论的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上的判断之外，经济学最具公理性的逻辑是“经济理性”假说，即在你所构造的理论中的每一个当事人都应该假设是按照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事的。无论是农民、工人、企业家、消费者还是政府、工会，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行为方案。即便是你的模型要利用到利他主义假设，也仍然是具有理性基础的。在理论的推论过程中，任何步骤一旦是在非经济理性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就很可能大打折扣。

原则三，着眼于解决研究假设是有意义的问题。从事研究是一项生产性活动，是通过投入一定的时间、金钱和智力，预期生产出产品——研究成果，可能是文章、研究报告或者著作。而所有这些投入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即如果不做此项研究，把资源转移到其他领域可以做彼项研究。因此，经济学家作为理性人，应该选择最富有生产性的研究题目。鉴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这里“最富有生产性”的含义应该是选题最具有针对性，试图解决的是最急迫的现实经济问题。正如阿莱自我激励的信念所言：“一个科学家不能对他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无动于衷。”在处于发展和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学家、课题经费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当你面对“漂亮脸蛋是否有助于找工作”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歧视农民工”这两个选题时，后者显然是更急需的，产生的结果也应该是更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

原则四，着眼于解决研究假设易于处理的问题。研究假设的易于处理性质，在于它是适合于作为经济学分析对象的。尽管布坎南和贝克尔的贡献表明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是可以扩大的，但在一定的知识存量范围内，你作为一个人所能够处理的研究假设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在这个阶段，你的任务就是努力将你的假设一般化，即与经济学中权威的、公理化的理论建立起关系。此外，对你选择的假设进行抽象，有助于将假设变得易于处理，并且检验该假设是否易于处理。理论的目的是使用尽可能少的信息解释尽可能多的事物，所以，理论的抽象能力至关重要。范里安建议的办法是，利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时期、两种产品、两个人”的例子，把你的想法最大限度地简单化。这种克鲁格曼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类似下面的寓言或比喻进行思想实验，用最简单的方法抓住经济过程的逻辑：“想象一个经济，仅仅生产两种产品：热狗和小面包。消费者的习惯是，每吃一个热狗同时都要吃一个小面包，反之亦然。而劳动力在这里是唯一的投入品。”弗里德曼指出：一种理论越是“简单”，它在一个领域内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就越少；而一种理论越是“丰满”，它的预测越精确，该理论赖以进行预测的领域就越宽，其所留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就越多。

原则五，着眼于解决预测能力问题。除了弗里德曼，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实验数据来说话是主宰一切科学学科的金科玉律，而这个数据检验的过程就是保证理论假设与现实世界相一致的可操作方法。弗里德曼也澄清道：检验假说有效性的“预测”并不一定是尚未发生的现象，即并不一定只是预测未来，也可以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尚未观察过的，或者尚未为经济学家很好理解过的事件。这实际上就是目前广为经济学家使用的计量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保证了前面四个原则的前提下，计量经济学方法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了，只是仍然需要记住：经济逻辑产生于假设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而不是产生于统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