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潮流一浪高过一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美国未来学家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毋庸置疑，这个命题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知识经济，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知识经济的国民性问题。

知识经济有国民性吗？从一般科学范畴而言，作为人类认知客观事物的成果，知识本身是无所谓国民性的。然而从一般文化范畴而言，知识还是具有一定国民性的。所谓西学和中学，不就是学问和知识的国民性吗？所谓洋为中用，不就是指洋人的学问和知识要适应中国这样的国民性吗？所谓古为今用，不也就是指古人的学问和知识要适应当今中国这样的国民性吗？更何况，知识后面还缀着“经济”两字呢。众所周知，经济就是利益，说到经济利益，那就一定存在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差异，也就是国民性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识经济是有国民性的。

什么是知识经济的国民性呢？首先就是要问一问，这知识经济是哪一国哪一家的知识经济。举一个典型的例子。DVD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经济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可是，在我国生产的DVD，每出口一台售价32美元，要向“洋人”缴纳专利使用费18美元。除去各种制造成本，我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在这里，其实存在三种经济形态，即资源经济、劳动力经济和知识经济。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样的产品俯拾即是。从传统产业领域的汽车和机电设备，到现代新兴产业领域的计算机和手机，我国目前已经有2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的企业和人民究竟能获得多少经济利益呢？这其中又有多少科技含量高的所谓知识经济成分是属于我们的呢？时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耗费了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还背上了一个倾销的恶名。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企业根本赚不到几块钱的利润，今天没有利润，企业发展后劲何来？产业发展的明天安在？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难道我们不应该清醒一下，问一问这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到底是哪一家的知识经济吗？

所谓知识经济的国民性问题，其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今世界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产业分工体系中位置的悬殊性。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依靠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在国家产业分工链条上占据高端，通过所谓经济全球化来充分使用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利用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垄断来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从世界范围看，知识经济基本上可以说是少数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而多数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资源经济和劳动力经济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基本上是建立在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经济和劳动力经济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这也是世界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极力鼓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因。知识经济只具有发达国家的“国民性”，尚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性”。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一种“知识不经济”的困境之中。

提出知识经济的国民性问题，并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也不是说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更不是要重新关起门来不跟发达国家做买卖。相反，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知识经济形态，才能有一种忧患意识；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出应对知识经济挑战和解决知识经济国民性问题的钥匙和办法。既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勇往前行。历史业已证明，任何民族和国家，只要闭关锁国，必然落后，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更是铁律。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进民族与后进民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会永远先进，也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会永远落后。关键的问题是，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先要有知识经济国民性意识，要知道如何避免掉入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陷阱之中，成为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附庸”。后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推动科技进步事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推动资源经济和劳动力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是唯一的抉择。

27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不能过于乐观，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的高投入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来驱动。然而，由于自己不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巨额产业利润外流。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堪忧！2005年5月，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了独立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报告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2020年就会狠狠地“撞墙”。

本文原载于2005年12月19日第5版《中国改革报》，发表时题为《避开知识经济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