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在晚年有一个内在转向，即在追问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上，他从社会规范转向内在心性。这种转向集中体现在2003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其中特别突出了“讲不清楚的我”“意会”“精神世界”“心”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从早期的偏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实体论，到晚期这一内在转向，其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那就是由社会实体论转向人与社会两个实体的观念，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费先生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中。

因此，本文循着费先生自身的经验观照与理论建构的脉络，思考他晚年内在转向的发生原因和意义。在本文看来，《生育制度》一书是费先生的早期社会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著，也是晚年他反思的起点。《生育制度》所具有的功能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的论调，使得费先生早年把社会当成人的文化手段，而反过来人又成为各种社会所规定的需求函数。但另一方面，本文发现《生育制度》体现出费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面。家庭与亲属，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社会的结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根基。而费先生晚年的转向正表明他对社会的伦理根基的探讨已经从结构系统转向伦理关系，最终深入到心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