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中，对职业获得的经典研究当属布劳（Blau，P.M.）和邓肯（Duncan，O.D.）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现象包含了先赋性和自致性两种因素的作用。他们用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代表先赋性因素，用本人的教育水平代表个人的自致性因素，其研究结论是：对初职获得而言，本人教育和家庭背景都有作用，但本人教育的作用更大；对现职获得而言，本人教育和初职的作用较大，但本人教育是最主要的。总之，无论是初职获得还是现职获得，教育都发挥了第一位的作用（Blau and Duncan，196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职业获得成为国内外社会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试图解释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人的职业地位获得，包括了代际和代内的职业流动（李若建，2000）。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从个人特征出发来解释职业获得，例如刘精明（2001）对教育在社会流动中作用的关注；另一类从制度特征出发来解释职业获得，例如魏昂德（2002）分析了政党因素在个人职位提升中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