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北京电视中心新址的工地上出了一件新鲜事，让来京务工人员备感欣慰——某建工集团施工人员生活区大门口上的门匾由原来的“民工之家”改为“员工之家”。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民工们却对此感慨万千，在心理上得到了慰藉。一位来自河南的民工深有感触地说：“这一个字的改动，让我心里暖乎乎的！”11556084这句朴实而生动的语言代表了进城务工者的共同心声，道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进城务工人员不仅需要经济利益的满足，而且需要得到人格上的尊重，更需要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和认同。

同其他工地生活区一样，北京电视中心新址工地生活区的门匾原来也写的是“民工之家”，集团公关宣传部的同志来到工地后提了一个合理建议：“民工之家”不如改为“员工之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改动才能体现出集团对来京务工人员和集团原有职工“一视同仁”的态度。北京电视中心项目部欣然接受了这一合理建议，并迅速调换了门匾。没有想到的是，当白底红字的“员工之家”牌匾挂出来后，仅仅一字的改动，却格外醒目，让不少来京务工的工人感到欣慰，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受到了平等待遇。据说，以这件小事为题材，该建工集团公关宣传部还自编自导自演了电视短剧《一字之变》，拍摄地点就在北京电视中心新址工地生活区，十几名建筑工人在剧里当演员（因为电视剧演的是自己的故事，他们演得既认真又带劲）。应当说，该集团在尊重农民工方面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这件事情虽小，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对此做出如下评价：一字之差，体现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尊重！这种尊重同那些恶意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和恶意侮辱、打骂、体罚进城务工人员的不良行为，同那些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置务工人员的生命于不顾的不人道行为，形成非常强烈的鲜明对比。

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选择了这种低成本和更为有效的流动形式，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和辛勤汗水实现城市发展的宏伟蓝图。人们习惯上将他们称为“农民工”或“进城务工人员”。李培林对“流动民工”这个概念做了如下界定：①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②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流动；③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11556085。2005年4月24日的《厦门日报》对农民工做了一个初步界定，认为所谓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兼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劳动者。具体而言，农民工指已经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的第一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但又未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农村户籍的一类人群。这里暂且对这个界定正确与否不做评判，就这个定义所揭示的农民工特点而言，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正是由于农民工进城镇务工，一方面，开拓了现阶段中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那些常年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正在实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盖上新楼房”的梦想；“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已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们在打工的艰辛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发展，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艰难穿梭，成为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先驱者”。不论承认与否，他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得到的与其付出的完全不成比例，他们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零售、餐饮、制造业、交通运输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特点是技术含量较低；农民工由于身份的限制，很难进入正规的就业领域，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属于灵活就业；他们工作时间长，有时甚至是超长劳动时间，而且劳动强度大，休息和休假权益得不到保证；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个人素质较低，用工方常以各种理由不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使农民工经济利益与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即使签订合同，或者是有利于用工方面的霸王合同，或者是口头合同，甚至是生死合同。这种不规范的合同形式是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基本原因。这就有待于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使曾经困扰农民工的劳动合同问题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

总之，农民工的国民化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面临而且必须要彻底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