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爱民论文的初稿完成于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逐渐蔓延到中国，并导致政府“四万亿”计划的出台。危机和恐慌成为公共话题的焦点，也自然而然成为我们读书会讨论的主题。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在连篇累牍的分析报道中，社会学家的声音显得很微弱，社会学惯用的冗长论述显然没有经济学家那些精巧的模型、大胆的预测和雄心勃勃的干预措施更吸引人。加强对数学工具的掌握及更频繁地使用数学工具能够帮助社会学者更清晰、更准确、更简洁地讨论问题，这正是爱民写作的初衷，他在一篇文章（郭爱民，2015）中提到希望“为社会学领域利用数学模型建构理论提供参考”。

数理模型具有精确简洁、逻辑严密的优点，但是往往要对现实经验进行高度抽象和简化，若不加以谨慎检讨便草率地用来指导政策实践，恐怕会事与愿违。此时引入社会学概念和视角，有助于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并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在进行文献梳理时，爱民尤为注重比较不同理论模型在前提条件和假设方面的差异与关联，在这些地方往往能够挖掘出很多有潜力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点、对话点，这正是蕴含在文献分析背后的深意。遗憾的是，囿于篇幅，爱民在此并未展开更为充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