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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农场:资本下乡与规模经营的困境

    摘要

    小农经济因其传统性而无法被纳入农业现代化的谱系,长期以来被视作需要加以改造的“怪胎”,但国家粮食安全正是由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形式维系的。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动,很多地方出现了老人农业、撂荒以及自发流转等新现象,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重提规模经营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主流声音11438549。规模经营试图打破小农分散经营的限制,以土地经营权流转来实现集中经营11438550。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的规模流转形式:一种是小农村社中的自发流转,如江汉平原的“自发流转”通过亲属、熟人内的经营权转换而构成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11438551,但这种自发流转时效过慢、进展过缓;另一种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以高速、高效方式实现的规模化路径,通过资本下乡11438552来流转土地,形成超大规模经营,以此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集约化,力图推动农业发展并保证粮食安全。资本下乡的大户经营符合人们对现代农业的想象,如美国农场式的规模化与机械化,通过集约化经营来获取超额利润,但“大户想象”附带的问题如此重要,经营权流转带来的小农“离农化”产生的外部性与社会成本如何消解?新型农地制度具有何种特征?资本下乡形成的公司化农场能否产生预期的效益?近年来,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公司主义”11438553特性,以行政推动进行“招商引资”,牵引外来工商业资本下乡进入农业领域,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经验来推广和宣传。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虽可通过行政力量来推动,但从根本上讲,资本下乡依然主要服从市场规律和企业逻辑,而非行政逻辑,进入农业经营环节的工商业资本会产生何种机制与功效则需要实证案例来帮助分析。为此,笔者近年来考察了各地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案例,如皖北黄村就是借村集体之力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来招商引资形成规模化经营的,且外来资本切实在村庄发展农业产业,只不过经营绩效并未呈现预期想象的“现代化”。

    2012年7月,笔者及研究团队前往作为粮食主产区的皖北黄淮海平原进行驻村调查。黄村是典型的平原型纯农业村,地势平坦且连接成片,位于村内10个自然庄周围。全村共有4000多人、1000多户,耕地面积为5600多亩,如果加上宅基地的面积,能达到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十亩左右的规模。黄村以小麦、玉米轮作为主要经营方式,地域上远离城镇,是既无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也无政策优势的“三无”村庄(村书记徐岩语)。农民常年以主粮生产为生,近年来外出打工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农民外出打工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村庄内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均已在外省或者本地村镇范围内找到了工作,打工的高回报使得农业生产显得非常不划算,农民认为对农业经营投入过多劳动是不值得的,这就使得土地与农业在村民生计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奇怪的是,本地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撂荒或者土地自发流转现象,村内土地高度利用,而且自发流转非常少,基本保持了以主粮为内容的“半工半耕”11438554型家庭经营模式。本地也没有出现“老人农业”,而是由外出务工者每年定期回村完成活计,然后外出务工,这种“回村务农—外出务工”的周期类似于候鸟迁徙,因此可以将这种经营类比为“候鸟式经营”。为了扭转这种经营困境,黄村村级组织积极行动,通过村内集中土地来实行招商引资,由此形成了“工商业资本下乡形成规模化经营,小农土地流转并‘离农化’”的村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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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靖:陈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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