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的显著增强,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执政理念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深刻变革。“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政府改革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概言之:一是经济停滞不前,政府职能膨胀引发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压力和社会危机迫使政府将自身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成为政府改革的巨大推动力,政府遭遇的信誉危机、能力危机要求政府为适应这种变革必须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三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技术革命成为政府改革的催化剂,为打造新的政府运转模式提供了强劲技术手段,这些变局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的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失效。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政府信息化的道路,希望借助信息科技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通过构建电子政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事实表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是否有政府,而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全世界各地,好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它非常稀缺,但绝不该是一件奢侈品。”
层出不穷的成功商业管理模式的示范效应性为政府改革既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原本作为市场秩序维护者、社会问题解决者的政府,似乎在一些人眼里成了“麻烦的制造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极端的说法是:政府在许多时候本身就是“麻烦者”。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再造问题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新公共管理与‘重塑政府’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重塑政府运动又与限制政府活动范畴、分权、外包、公共服务民营化和基于结果评价的绩效评估等偏好联系在一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由于历史国情的和各自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同,在新公共管理改革或政府再造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与战术,为我们学习借鉴提供了大量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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