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属于广义的战略环境评估范畴。这是一种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复杂认知行为，对于外交政策制定、外交战略调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就当下中国外交而言，之所以要进行战略环境评估，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外交决策传统的继承。正如秦亚青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因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使中国人重视‘势’‘关系’‘和’‘变’。这些因素作用在外交决策上，表现为中国重视对大趋势的判断，主张顺势而为……”其次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未来五到十年，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期。为此需要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需要中国外交更加有所作为。而做好这一点的前提，在于“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倘若“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欲应天下之务，难矣！”>最后是为了中国外交调整乃至外交转型的需要。随着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双重提升，中国外交需要更具全球视野，更具进取意识，更具开创精神。如何在继承当代中国外交多年来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明察和用好各种资源，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是中国外交亟待完成的新课题、大课题。总之，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都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环境进行认真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恰当判断。如果不开展这些工作，或者虽然做了，但粗枝大叶，方法不对头，其结果必然是产生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一旦将这种认知和判断付诸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聚焦于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并选取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维度，与作者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有关。外交是国家参与国际互动的基本手段之一，而国家间的互动从来都是参与者依据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力量结构的评估而进行的；在日渐频繁、日益深化的国际互动中，各种规范化和制度化因素也即国际机制渐次形成，它对国际互动参与者的激励或惩罚，为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基础和保证；而国家参与国际互动又总是基于某种观念，并且会在互动中形成对他国的“看法”和“态度”。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将既考察战略环境中相对稳定的方面，又注意辨识其中变化的因素；既考察战略环境的现实状况，也注意探究其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