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而言，“文革”始终是一个微妙的对象和难以规避的存在。以何种方式对“文革”发言，决定着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诉求；而对“文革”进行何种性质的界定，则更传达出主流意识形态持有的立场和面对历史的姿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在这种不断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文学认识的过程中前行着。如何叙述“文革”，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表现、叙事手法的运用，而且是一定时期社会文化思潮与历史观念的折射，更是中国社会与政治转型中的重大命题。从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文革”的叙述就夹杂着较为明显的政治内涵与时代特色。如果说伤痕文学对于“文革”的叙述更多倾向于政治化的表述，那么反思文学的文化意味显然要深厚一些。从整体上看，后继的作家们在“文革”题材上多是进行命运描绘、道德谴责，只有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等极少从人性角度来表现“文革”期间人们隐秘的内心世界的作品。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以“文革”为主要表现背景的作品不断涌现，余华的《兄弟》、艾伟的《风和日丽》、苏童的《河岸》《黄雀记》、毕飞宇的《平原》、马原的《牛鬼蛇神》、王刚的《英格力士》、叶兆言的《一号命令》、于晓丹的《一九八○的情人》等都属于此类。与此前表现“文革”的作品相较，可以发现新世纪“文革”题材的小说体现了新的视角与文化质素，作家们对于“文革”的理解、立场和表现方式都发生了移换，因而也能够形成对“文革”的重新认识。我们将以于晓丹的《一九八○的情人》、余华的《兄弟》和毕飞宇的《平原》三部作品为蓝本进行细读，分析它们所体现出的新的叙事视角与思想观念，这些新要素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与民众思想发生微妙变化的反映，是物质文化盛行时代作家们对于历史、人性、政治、社会所进行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