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冷战结束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目前拥有全球性的绝对优势，因为没有一个大国能对它构成真正的挑战。为了在塑造世界新秩序和处理新安全问题过程中向其他大国显示决心，并向其久经考验的盟国表示可靠的承诺，美国领导了一系列跨国多边行动，这包括在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在海地、索马里、波黑等地的维和行动或干预外交以及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打击等。与此同时，它又在欧洲和东亚保持着大规模的军队。即使美国充分品尝和享受着冷战的胜利果实和无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它的许多战略家仍然保持着一种忧虑，担心20～30年后其地位将会遭到削弱。因此，作为正在崛起之中的中国和有可能重新帝国化的俄罗斯自然地被选做了怀有这种挑战企图的候选大国。北约东扩、美日新防卫指针和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都反映出美国的战略考虑。虽然美国对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怀有一种本能的疑心，但美国政治圈对中国的未来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共识。直到目前，克林顿政府仍坚持接触政策，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江泽民的华盛顿之行和克林顿的北京访问象征性地加强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加快了高级官员的正常互访。但由于这个框架过于脆弱，也不具有实质性内容，所以，它无法有力地抵制美国保守派的敌意。党派竞争和社会舆论对中国的偏见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的担忧，特别是美国对南斯拉夫和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轰炸后，中国的这种担忧进一步加深了。两国深植于结构性的差异和源于不一致利益目标的矛盾，是无法仅仅靠几次领导人的峰会和合作的意愿就能消除的。未来，只要气候适合，“中国威胁”和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的论调就会在美国甚嚣尘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未来可能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进行深入的和客观的分析，特别是对那些会导致对抗冲突的因素更要谨慎和准确地分析。否则，任何一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被夸大或解读为有意挑战、挑衅或扩张的阴谋，从而重蹈冷战之始的情景。早年正是由于美国的凯南和苏联的诺维科夫在其分别撰写的长电文中对形势的误判才引发了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