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一直是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转轨的背景下，期待政府改变过去的做法，减少甚至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是十分自然的。实际发生的改革进程也正是沿着这一趋势渐次推进的。但是，面对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政府角色定位的认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歧。不妨将这种分歧概括为两种倾向加以把握。

一种倾向是，呼唤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以矫正或弥补市场的缺陷，包括对有失公平和正义的现象施加直接干预，使得经济发展的进程能够增进社会和谐并具有可持续性；另一种倾向则是，强烈主张政府进一步退出，以瓦解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的诸如设租、抽租、寻租以及软预算约束和“福利依赖”等低效率现象的制度基础。

易言之，前者倾向于认为政府没有做够该做的好事，主张政府应该“有为”；而后者则倾向于认为政府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主张政府应该“无为”。究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应该“有为”还是“无为”，或者说，在经济转轨中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一个看来存有严重争议的但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

本文认为，简单化地偏执于“有为观”，或者偏执于“无为观”，又或者是原则性地给出两方面应该兼顾的意见，都是容易做到的，因为都自有其道理。但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更加令人难以有所适从。因此，本文尝试深究一步，绕到两种主张背后，依次考察政府“有为观”和“无为观”所基于的论据和判断标准，尝试给出一种对这一问题的不那么流于表面的理解思路。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从通常的效率和公平标准出发对政府合适角色的界定基本上是明确的，市场和政府各自有其失灵的领域和表现，因此要做的选择不是二者择一，不是将某一种失灵夸大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有必要针对具体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泛泛而论），切实评估和比较两种失灵的严重程度，并设计和实施相应的对策，以求更有实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对于政府有为或无为的过于热切的期待，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非效率或公平标准下的产物。这就要注意避免将其伪装成通常标准下的要求，而是应该将潜在的标准明确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