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分析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转换，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共同遵循的可准确量化的普遍模式。判断工业化过程中工农关系应处于何种状态，核心的问题是要正确判断工业发展的数量规模和质态水平。其次，本文揭示了80年代中期以来工农关系上的失衡和偏差，指出80年代初期的改革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中期以后的改革至多是技术上的“卡尔多改进”。最后，本文剖析了政策持续扭曲和偏差的原因，指出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资源的控制、结构位置、行动的能力和可能性，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和位势反差，对权力资源的不同集聚和政策安排的不同损益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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