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金融资源产权制度。将中国金融资源的产权制度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制度很重要，因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在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看来，制度甚至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他认为，创新、技术进步、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是增长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由于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交易成本，使得制度成为解释经济体系运转的关键的内生变量。

制度对中国来说更加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转轨就是制度的全面转型。中国更需要加强对制度的研究。但相对于经济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显得有些滞后。制度对经济增长提供的支持不足，甚至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张军曾指出，当东亚经济这些年来都在努力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和体制变革时，当印度的相对优良的制度基础设施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的时候，当外部的平衡总会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我们该记住吉富胜先生对制度软肋的提醒。中国经济应该在制度转轨上提速了。我们需要在填平那个“制度的缺口”上下真功夫。

我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尤其滞后。与其他经济领域相比，金融在改革、发展和创新等方面都是滞后的。金融体系的落后制约了经济体系的发展，金融制度发展的滞后又制约了金融体系的发展。所以，对金融制度的研究显得特别的重要和迫切，尤其是对金融资源产权制度的研究，因为产权是制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产权制度还构成了各种制度的基础。而金融资源的产权制度则是各种金融制度的基础和起源，它为金融活动提供了约束和激励，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如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对产品定价的研究等等，缺乏从制度层面对金融体系和金融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缺乏运用产权和交易成本方法对金融制度的初始安排及其影响的研究，而这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从理论研究来看，尽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很早就被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了，但制度经济学家大量的研究还仍然集中于对私有制度结构下的不同制度安排的分析，对那些不是以私有制和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体系研究不足。

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虽然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但由于初始的政治约束和制度条件不一样，中国具有特殊的转轨模式、历程和路径，具有很多与东欧等其他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市场制度国家不同的问题，这对中国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本书试图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特殊的金融资源产权制度。通过研究我国的金融资源产权制度，一方面希望能够为我国现实存在的金融问题、金融发展面临的困境提供制度层面的解释，为金融制度改革和金融体系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另一方面也试图能够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增添新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