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投资体制方面而言，过去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于竞争性行业，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但也存在一些国有企业见利就上、与民争利，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混乱的情况，有失市场的效率和公平，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国出台了“民间投资36条”，使一些之前被国企垄断的领域向民间资本放开，让更多资本参与到市场化竞争中，这对于释放制度红利、打破国企垄断、实现民富国强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制度的转型需要落实，打开天花板的同时也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如何使体制改革的大方案能够贯彻下去，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摸索和权衡。其次，在投资结构方面，过去30多年，我国是世界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投资方向多集中在单纯增加产能上。目前我国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投资结构亟须转变。但结构的转型会带来阵痛，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尤为艰难。2013年，中央提出了“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的工作总基调，为了协调与“调结构、促改革”的关系，“稳增长”过程中的投资也多投向既能长期优化经济结构，又能短期起到稳增长作用的领域，例如中西部铁路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但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否稳得住经济、时效性如何，未来如何用市场化的手段完善投资结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探索研究。最后，就投资市场方面而言，其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为政府和企业投资提供融资服务，同时还是实现资金有效配置、提高投资效率的必要手段。但目前这里面也存在转型的需求，一方面我国有着非常充沛的金融资源、庞大的居民储蓄和数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投融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虽然我国已经对投资市场提出了不少改进的设想，但仍远远不够。为了使投资市场能够支撑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能够支撑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规模的融资，我们仍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