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梁秋生[1]于《人口研究》发表的文章后，我认为梁秋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命题，大城市中超低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效应的确值得深入研究。我本人在分析研究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到外来人口对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以及家庭户变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2][3]。并且，这种影响效应还将越来越大。另外，梁秋生在其文章中对于外来流入人口类型的具体划分和分析，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按照他的推算，京津沪三大城市在剔除外来妇女、高校在校学生、户籍待定和出国学习工作的人口以后，总和生育率TFR将分别从原来的0.67、0.88和0.68提高到1.08、1.12和1.04。但是，对于这样的推算估计结果，我深感怀疑。第一，由于这里并未涉及出生漏报等更复杂的调整，所以我感到其推算结果过高。试想，如果京津沪排除外来流入人口的TFR都在1.0以上，那么全国其他城镇地区的TFR就会更高，这种推理与五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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