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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特区社会政策和服务管理面对的挑战

    摘要

    针对经济急速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差距、青少年、老人保障和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特区政府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提升市民生活素质、建构和谐社会以及发展协商民主等战略目标,其中特别成立专责部门开展生活素质评估,引导社会政策朝向社会需要和期望发展。特区政府根据评估结果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上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在累积特区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看,特区的社会政策和服务管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为了缓和经济发展对市民带来的冲击,特区政府逐渐形成以生活素质评估为导向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生活素质是以森提出的能力取向为基础的,改变以往纯粹从消费的角度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质或金钱援助的方式,强调从生产的角度提升人的能力,为解决贫穷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然而森的理论取向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价值,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主义,抑或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人的社会性,与人的本质属性不一致,也忽略了人行动的实践过程和社会政策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累积方面的作用,造成主观和客观评估相互剥离,未能正确认识贫穷、工作、社区、家庭和参与的重要内容,也未能完全指导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满足人的真正需要。

    同时,发展型社会政策过分强调以制度促进经济与社会政策融合,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而且作为网络治理结构的一种类型,特区合作主义治理模式多强调利益协调结构、制度以及相应的咨询组织的建立,对政策过程和整个政策过程各阶段相互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特区政府指出了咨询架构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从功能、成员和运作上作出改善,但由于代议民主的发展,社团本身存在种种管理和发展问题,以及公民参与社团的比率不高,加之部分社团被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协商民主无法真正落实,也无法形成广为社会接受的公共价值。

    在服务管理方面,虽然引入了以公平、民主等价值为基础的服务质素改善机制,试图提升社团及其所属服务机构的服务质素,但审计署却多强调效率价值,使得政府的预算制度和对社团的资助制度所体现的价值与服务素质改善机制之间产生价值冲突,而且特区官僚架构所强调的专业分工又导致社会服务由不同部门分管,政府未能对其进行整体规划,难以带动服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另外,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义务工作裹足不前,市民的社会参与度低,服务对象也不大愿意求助,使得被动的和理性导向的传统社会工作模式未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和促进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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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高炳坤:任职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公职局。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硕士、暨南大学经济学士。先后在《中国行政管理》《行政》《澳门研究》上发表以下学术论文:《论澳门特区合作主义治理的演变与发展方向》《论澳门特区社会政策的发展》《论澳门生活素质的评估及其社会素质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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