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资源的约束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无论是石油资源、煤炭资源，还是森林资源、水资源、大气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物质资源都是稀缺的、日趋锐减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今天为止，人类只用了短短200多年的时间就将经历40亿年才沉积起来的地球资源消耗殆尽了。这是世界的现实，更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高资源消耗基础上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调整后的GDP占世界的份额只有4。4%，而当年我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沈坤荣等，2008）。2006年，中国更是以仅占世界总量5。5%左右的GDP，消耗了世界能源总量的15%、钢材总量的30%、水泥总量的54%（何晓萍、刘希颖、林艳苹，2009）。2011年中国能源消耗高达34。8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1。29%，能源消费比上年增长8。8%。2011年世界能源消费增长的71%来自中国。我国只拥有世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的0。9%，而消费量却占到了全球总消费量的11。4%，并再次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最大来源（增长5。5%）。2011年，约2/3的石油贸易量增长源自中国，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增长13%（600万桶/日）。21世纪头20年，中国制定了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按照2000年能源消耗13亿吨标准煤的情况来看，到2020年，中国的能耗需要增加到52亿吨标准煤，这是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难以负担的巨大需求，国内能源资源的有限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高速增长的能源需要。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对资源的大量消耗，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可以说，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资源约束已经从流量约束状态迅速逼近存量约束状态，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能源存量约束的严峻挑战。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中国，任何国家资源的拥有程度和能源的获取份额，都是保证这个国家在未来20年之内国际地位和经济话语权的核心所在。正如罗伯茨所言，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通货，是国家之间力量等级体系的决定因素，甚至是成功和物质进步的一个新的筹码。获得能源成为21世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罗伯茨，2005）。这种资源匮乏所表现出来的资源抢夺和资源战争的局面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以石油为例，美国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靠武力优势构建自己的石油帝国；俄罗斯则以石油为武器，逼着乌克兰等能源进口国仰其鼻息，谋建“第二欧佩克”；迅速成长的日本则怀抱金条，靠着风行世界的出口产品赚回能源。那么，怀抱着“和平崛起”梦想的我们，面对如此国际、国内形势又该如何抉择（张立，2009）？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到2020年，中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能否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能源问题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中，将节能降耗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还是第一次，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及对能源问题的重视程度。

事实表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存在通过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有效利用“两种能源”“两个市场”、如何缓解国内能源稀缺趋势就自然成为我们应该关心的主要问题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在保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前提下，缓解能源稀缺性的途径主要有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及优化能源贸易结构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