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农村危机的加深，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引发一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论战，意见纷纭，其中“重农派”、“重工派”、“第三条路”即“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流派引人瞩目。本文对此进行考察，认为尽管上述路径选择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重农派”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无疑是正确的，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重工派”的理论在近代中国没有实现，但其结论并没有错，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发展城市工商业，这是人口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第三条路”在近代中国没有走通，但并不是说“农村工业化”本身有什么重大缺陷，要实现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事实证明，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出路的较好办法。但三者都不应偏废，面对“民工”浪潮的迭起，历史启示我们，应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吸收消化源源而来的农民工，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点，而中间环节则应为农村工业化之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