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论的争论,通常以庞巴维克1896年针对《资本论》第三卷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为开端,而以希法亭1904年发表的《庞巴维克的马克思批判》为第一回合的终结。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当事者观点的代表性及其影响来说,他们分别堪称第一个回合的起点和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庞巴维克的著作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最早研究和评论,也不能说希法亭的文章是对批判《资本论》观点的最早的反批判。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对相关问题的不同解释甚至一定程度的争论,恩格斯在第三卷序言中还用了大部分篇幅对这些不同的解释(至少涉及六位作者)做了研究性和批判性评论。第三卷出版后,不同的解释和争论再次出现,恩格斯随后不久(相隔第三卷序言大约一年)又撰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其第一部分就是专门回答这些新的不同解释的,上述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庞巴维克和希法亭的争论之前。
这种情况本应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重视,可是恰恰相反,除了个别文献之外,一般不将其作为价值转形论战史的一部分。
不过,这段历史在有些人眼里却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将恩格斯当时的回应看做最终的裁决,实际上认为这个裁决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当时的争论,并将恩格斯的意见看做日后批判各种不同观点的权威论据。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看来这一时段的讨论就是事情的全部,如果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后来还有什么发展的话,也无非是资产阶级辩护师们在重复他们前辈对马克思理论的攻击,因而只消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的论断加以反驳就行了。
然而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因而也不应简单化地对待。对整个论战史而言,这段早期讨论无疑只应被视为一个前奏曲,它远非事情的全部,甚至也说不上是“正史”;但这个前奏本身却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包含一些应当深思的问题,不应轻易放过。为了弄清问题,并顺便对当前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出现的一个争论点有所澄清,我们需要浏览一下当时出现的主要文献和事情发展的基本过程,特别是研习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序言和为《资本论》第三卷撰写的《序言》和《第三卷增补》,还需要参考其他一些文献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