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有学者因给20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写过悼词而名动一时，可堪与之媲美的是这两年闹得正欢的给中国文学分别“唱衰”及“唱盛”的“垃圾论”与“高峰说”。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尽管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实则空洞无物。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利奥塔“向总体性开战”的呼吁传播已久，很多时候不少学者仍然钟情于宏大判断，而不愿意简单地往前再走哪怕一小步，认真地做些具体分析。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再次强化了我的上述印象。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自打引入中国学界一直到现在都执迷于理论探讨，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本该三言两语了断的论点与方法，不去进行具体的实践分析，因而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死胡同。因此，只有从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走出尴尬的困境。这个判词与对策看起来义正词严、合情合理，问题是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现状太过隔膜，作出的指斥抛开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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