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外交越来越成为解决国家间冲突、促进国际关系发展的有效方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包括各国公众在内的各种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日益频繁，国际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呈现多元交往格局。全球化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交往和国际事务中，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参与主体。这种跨国多元交往格局的出现，也促使以处理国际关系为己任的外交不断“与时”俱进，寻求新的外交理论和方式以应对和处理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就是适应全球化时代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而产生的一种现代外交理论和方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公众的跨国交往日趋便利，与国家对外关系的联系也日趋密切。伴随着公众对外交往的增多及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增大，公众舆论、国家声誉与威望等“软实力”逐渐成为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软实力”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比重明显提升。概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民有国籍而国无边界的世界”中，如何增进与他国公众沟通的能力，提升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进而塑造形象、提高声誉、促进认同，成为一国外交必须要面对并解决好的问题。公共外交从一开始的“由政府开展的塑造海外交流环境的努力”，到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其本质都在于通过与他国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与观念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认知，夯实国家交往的民意与社会基础，间接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美国、法国、英国等大国是较早成功借助公共外交提升本国软实力，进而维护和促进其全球利益的国家，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共外交战略和运行机制。加拿大、瑞典、挪威等中小国家也在冷战后凭借它们的公共外交举措取得了远超本国实力的国际影响力。

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事物。中国“赢取民心”的理念与实践古已有之，从“合纵连横”到“远人来服”，从“天时地利人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体现了对民心、民意的重视。不过，中国古代赢取民心的措施更多的只是一种配合战争的“心理战术”或策略，甚至谈不上是一种外交形式。“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一词对中国来讲确是“舶来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引进”中国。不过，早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配合战争的需要，就非常注重“民心相通”工作，借助外国记者的报道获取国内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西方的封锁，中国政府也积极借助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等形式与世界进行积极沟通，这些公共外交尝试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实践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公共外交实践要远远早于理论的建构。当然，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在中国得到确立并在外交战略中发挥作用，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而逐渐确立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既表现出欢迎的一面，也存在诸多误解甚至敌视的一面。一些不甘于看到中国强大起来的西方势力甚至抛出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债务陷阱论”等各种奇谈怪论。因此，不论是从改善自身形象还是从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考虑，中国都应该有效地运用公共外交这一重要的外交武器，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公共外交要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话语权和价值理念的支撑——把中国模式解释好，让中国的价值理念更具吸引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公共外交机制相比，中国公共外交起步较晚，中国公共外交理论构建还比较薄弱，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剖析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的成功案例，总结和提炼中国公共外交运行机制，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理论的建构与实践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