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相对于其他影视传媒业的市场化实践,总体上是慢半拍的。电影、电视业在20世纪90年代产业化浪潮下的体制机制变革,真正传递到纪录片行业并发挥作用,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了。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纪录片整体的一个关键发展方向是跟随整个传媒文化产业步入市场化阶段,但是尚处于探索期。助推市场化的外部动力来自国家层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共识以及具体的文化传媒体制改革实践,内部动力则源于纪录片在21世纪生存空间的窄化。中国纪录片从“小家碧玉”与“孤芳自赏”中走出,走向市场,靠近主流。
这一时期国家对纪录片明确多元的功能性诉求还尚未确立,中国纪录片从作品到栏目再到频道的发展,都处于市场化后的适应和探索阶段,原本主导纪录片发展的国家力量开始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并与之进行关于意识形态的初步合谋。这一时期总体上属于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市场化初期”阶段,这跟之后国家确立对纪录片更加明确多元的功能诉求,进而从政策上扶持其产业化发展具有相异之处。同时,在百余年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的断代中,这一阶段更像是即将到来的产业化时期的铺陈和序曲,它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更像是市场力量进入后对于传统话语场的重构带来的,与后一时期界限不那么分明。
纪录片的市场化,让中国传媒业的“二重属性”在纪录片行业得到真正体现。自此,纪录片的经济属性走向前台,与政治属性由互斥走向共生。当纪录片市场化成为既定事实时,中国纪录片也初步具备了借市场和国家力量双轮驱动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的游弋中,中国纪录片也在思忖自我在21世纪的身份定位和价值归属,这是其在新的发展环境中确立自我主体性、锻塑影响力的前提。
中国纪录片告别了20世纪80年代引领电视文化和锻造社会影响力的时代,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外部多元文化冲击和内部自我去社会化倾向,中国纪录片的影响力逐渐降低。正如陈汉元所说:“九十年代以后,关注个体的人、关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逐渐成为国内同仁的共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纪录片界在认知上的一大飞跃。但与此同时,对重大社会变革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事件就关注得太少,选题面过窄,挖掘深度太浅,对社会生活的卷入程度还远远不够深……纪录片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深入地卷入我们的这个时代,卷入我们这个社会。”
步入21世纪,纪录片在市场化中尝试与主流社会重新连接,参与到一个新兴大国崛起想象的建构中,而影响力的重建和功能的拓展,仍旧是一个艰难行进的过程。
这一时期,以大众消费诉求为导向的市场话语登场。国家(主流)话语、精英(专业)话语、市场(大众)话语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博弈、互动、融合。主流话语下的纪录片继续担负起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并开始吸纳更多来自社会精英的理性思考和思辨精神。市场话语下的纪录片初步呈现出娱乐化、大片化、精品化的特质,纪录片的栏目化、频道化生存模式也在不确定性中继续摸索。人文化时期精英群体主导的话语形态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拉扯下与两者融合,纪录片自身的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被消解,部分不愿意合流的作者走向“地下”。
然而,探索意味着这一时期纪录片的整体影响力是有限的,但这是一个涅槃蜕变的必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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