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征地热潮到今天，不同时期的失地农民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境遇，他们最初处于懵懂依附阶段，完全屈从于政府的政令，在征迁和城市生活中被动地顺应，虽然在身份上已转变为城市居民，但始终未能以城市的主人自居而主动地参与城市各项生活，因而既未能公平地享有城市化的成果，也未能承接起城市化的责任，生活贫困者居多，成为那个时期城市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牺牲者和边缘者。其后随着信息的传递、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失地农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日渐增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开始主动地参与利益博弈，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进入城市后他们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在城市建设中承担起主体责任，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此外，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化对征地拆迁行为的规范和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度过了财政困难时期后也开始实施利益平衡和人文关怀，这使得征地过程越来越规范公平，失地农民在征迁安置和城市生活中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福祉和参与权力。通过对失地农民社会参与的历时性探究，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这一特殊乡城转型的发展和变迁过程，这是一幅在失地农民自主意识渐强下的权利演变图景。根据阿恩斯坦的公民参与阶梯论，迄今为止，在中国30年的征迁发展历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参与实现了从非实质性参与向象征性参与形式的转变，政府由第一阶段的绝对操纵和控制转向了第二阶段的有限赋权，失地农民逐步享有了征迁安置过程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参与行动日益增多，由此也实现了更多的权利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