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H。孟德拉斯（HenriMendras）曾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局势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研究议题。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开启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寻求更好生活的新时代，这些城市成为政府、商业、教育、艺术、手工艺和知识生活的中心。中国亦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历了三次城市扩张浪潮，分别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92年前后以及2003年前后。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建成区周边的农田被政府大量征收，用于修建城市道路、工厂、商品房等，而近年来大学城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浪潮又进一步占用了郊区的耕地。21世纪以来，城镇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政治合法性和政策议程的基础，城市扩张的现实、由此带动的经济发展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影响中国转型的逻辑主导。大规模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或征收、房屋被拆迁，“征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事，“征迁”这一事件不仅人为地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也带来了农村社会及其人口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是多维度的、深层次的，使失地农民面临着劳动形式、生活方式和心理等方面的嬗变，产生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失地农民的乡城转型历程是中国在这个特定时代就地城市化实践的一个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城郊乡村人口是如何实现身份和居住空间转型的，他们又是如何从懵懂走向意识自觉的，也看到乡域文化与城市文明的融合谐变。对这一特殊变迁过程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了解乡村社会在改造和转型过程中的运行逻辑，而且有助于寻求一种关于城市融入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