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承诺，也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信念，它代表着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界的主流世界观。对简单确定性的追求能满足人类的主体意识，因为，简单就好控制，现代技术革命则使人类的控制欲进一步膨胀，可见，早期现代科学和技术都体现着人类对自身“权能”的“自觉”。科学内隐着权能理性，技术是外显的权能工具，人类的“权能”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一体两面：科学用“奥姆剃刀”为客观世界“祛魅”；轰鸣的机器在客观世界运转。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似乎一切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现代技术手段竭力将“参差不齐”的自然界向抽象简化的欧氏几何体还原，然而，自然界并不会因为人们对简单性的偏好而放弃复杂性。随着科学视野的拓展，复杂性开始以不同形式呈现于各个学科，复杂性科学群逐渐兴起。复杂性科学的出现说明，科学在“社会期望”与“客观真理”的互动中发展，复杂性科学通过扬弃传统科学而重置了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也为我们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启了新的视角。

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背景中经历了数次革命式的发展，每一次革命都给人类带来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变，复杂性科学作为科技革命的成果，正在从西方传向世界，当然，也传到了中国。那么，以复杂性思维重新勘考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也是中国正视未来前景的一种必要。前文各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模式，笔者根据撰写前文各章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中国接引西方现代科技的初始条件很值得运用复杂性思维深入研究。从混沌理论可知，事物的演化路径对初始条件有着敏感的依赖性，也就是说，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现代科技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都不可能根据西方已有的经验去简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