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往往会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又会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组织形式与就业方式等发生变化，社会的劳动分工日益精细，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的服务性中介组织日益增多，一个被定义为“新社会阶层”的新社会群体由此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中产阶级”（MiddleClass），最早出现于17世纪前后的近代欧洲。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最大的两个特点，一是其并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而只是凭借其长期累积的人力资本作为高级雇员为那些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二是其生存方式从对财产的分割转变为职业的分类并依此而获得相应的物质回报和社会声望。具体而言，这些中产者们，并不是“有产”的老式中产阶级，也不完全是“无产”的工人阶级。相反，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层收入的群体，并作为非独立的雇员实现自己使用符号、待人接物并承担协调、记录和分配等工作职能。同时，这些在社会分工的大背景下各司其职的职业群体，主要从事的是一些以商务、专业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抽象劳动”，处理着一些写字楼和办公室中以纸张、金钱和人身等为主要对象的抽象符号，并以职业而非财产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从时间上看，新社会群体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01年，所指的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社会群体这一概念的内容与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目前所使用的新社会群体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其中，广义的新社会群体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社会群体两类社会群体，而狭义的新社会群体则并不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包括在内。

按照最新的界定与分类标准，新社会群体这一概念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四类不同的社会群体。尽管在社会学领域新社会群体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然而总体而言，新社会群体仍较大地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并总体呈现特殊的共性。除了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市场能力以及整体素质普遍较高之外，新社会群体还具有在非公有制经济体制部门工作等群体性特征。中国的新社会群体研究的意义在于这一阶层群体是否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向一般的社会阶层转变（李培林，2017）。

在新社会群体的生成渠道上，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渠道以及市场能力是其生成、发展的三个重要机制（张海东、杜平，2017）。新社会群体的成长以及不断壮大得益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红利，市场化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化的推进等都是新社会群体不断壮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新社会群体的社会功能上，有学者认为，目前新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吸纳社会就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结构向“橄榄型”过渡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春玲，2017）。

在新社会群体的存在状态上，有学者对上海市新社会群体的离沪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对新社会群体来说，户籍和住房仍然是其逃离大都市的主要原因，理性抉择可能是新社会群体离沪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孙秀林、施润华，2018）。

本文将利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对上海的新社会群体进行描述性分析。本章的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描述上海地区新社会群体的规模以及性别、年龄、户籍、职业、婚姻等社会人口学特征；第二部分，描述上海地区新社会群体的经济情况，包括月收入情况与房屋产权情况；第三部分，描述上海地区新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第四部分，描述上海地区新社会群体的主观态度，包括主观满意度、政府态度、离沪意愿等；最后一部分进行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