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探索性单案例研究部分，主要阐述本书研究理论模型中的“动态演化”维度（见图5-1的阴影部分），通过对互联网转型企业（海尔集团）进行单案例纵向研究，分析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平台的驱动作用。首先，介绍了企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与资源依赖理论的结合（包括企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成员类型、关系机制、策略实施、平台驱动）；其次，介绍了单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案例数据的获取和处理过程，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论述了企业生态系统演化动因（环境变迁、战略变革）、演化路径（资源整合、策略实施）、演化结果（结构和关系变化、功能变化）以及互联网平台模式的驱动作用；最后，得出主要结论，展示海尔的企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过程和机制。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物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制造业的格局，迫使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Hammer&Champy，1993）。企业转型的动因来自内部和外部：企业成长过程中内部变迁力量迫使企业转型（Kanter&Stein，1992），商业环境、科技水平、组织文化等外部力量促进企业变革（Regeretal。，1992）。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转型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外部资源限制、劳动力及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导致行业产能过剩（Regeretal。，1992）。然而，转型的方式多种多样。企业在外部环境稳定时采取渐进式变革策略，环境突变时进行革命性转型（赵昌文、许召元，2013）。企业还可以通过创新和整合实现转型从而提高盈利能力，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或组织重构从而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魏炜、朱武祥，2010；原磊，2008）。从单个产业转而构建企业生态系统，即由利益相关者组织构成的复杂系统，则可能牵动其他组织，从而发生演化。在企业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的战略变革和商业模式转型，将改变整个系统的“营养”体系和“演化”机制，使企业生态系统的成员结构、相互关系及功能发生变化（Moore，1996）。

企业生态系统理论，是由Moore（1996）引用人类学家Bateson（1973）的共同演化理论及生物学家Gould（1977）的自然生态理论而提出的。Moore（1996）以生态类比法将企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描述为“开拓、拓展、领导及自更新”四个阶段，认为在自更新阶段企业生态系统将“重生”或“消亡”。Gawer和Cusumano（2002）及Iansiti和Levien（2004a，2004b）证实了这一推论，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计算机行业为研究背景，分析了“IBM传统生态系统”的衰亡和“英特尔平台生态系统”的崛起。

中国家电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快速增长期并实现了本土化崛起，然而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它们正面临外部环境变迁的严峻考验：增速放缓、消费升级以及智能家居发展的新趋势。智能家居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体系，它需要传统家电企业与多方组织共享资源、共同协作为顾客创造全新的核心价值。反观中国家电行业，近30年的积累逐步形成了以海尔、格力、美的等家电企业为核心的巨头，它们各自掌握着核心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形成了创新的企业生态系统。然而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家居等新概念的诞生对固有的企业生态系统形成了威胁和挑战，就传统家电制造企业而言，它们具有哪些关键性稀缺资源？哪些资源优势可以维系领导力？它们的企业生态系统如何演化？这些都亟待解决。Gawer（2014）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平台领导者开始与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并实现共同创新时，一个基于平台的企业生态系统便孕育而生。而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众多的平台生态圈，比如由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和京东等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构建的企业生态系统。然而，传统企业在组织结构、资源禀赋及核心能力等方面都与互联网企业有着与生俱来的差异。

那么，在互联网及物联网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如何影响其企业生态系统的成员结构、相互关系及功能的变化？企业转型和企业生态系统演化通过创新和整合得以实现（Gereffi，1994），在整合企业外部资源的同时，必将改变与资源拥有方的权力依赖制衡关系，这是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议题。本章以此为视角，选择海尔集团进行单案例纵向研究。海尔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优秀代表，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稳中求变，进行战略变革和商业模式转型。因此，本章以海尔1984～2019年经历的5次战略变革为背景，探究中国制造企业如何通过企业生态系统演化发生转型，如何凭借资源优势增强其他组织的资源依赖性，从而实现企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并维系平台的领导力，以及传统企业如何通过互联网平台模式实现转型和企业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