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乡村到新型城镇、从新型城镇到都市，或者把传统乡村、新型城镇和都市并置，然后再来衡量由不同生存空间而生成的文化，经验告诉我们，传统二分法，即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虽然有交叉、转化，但基本形态则变化不大。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流动是自发的，而不是政策性的或被动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选择确保了文化认同上的相对恒久性，这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反而因相对的“封闭”得以自洽、自足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离乡不离土”和“既离乡又离土”的概括不管建立在怎样的现实基础上，用来解释城与乡之间的文化张力以及由此张力造成的价值观念变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无疑是准确的。

然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当新型城镇化的提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构成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逻辑之时，传统分野的城与乡文化格局便被打破了。以传统村落生活形态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城市现代生活样态为代表的现代或当代文化，从此不再泾渭分明。暂时还很不成熟但经过痛苦改革有望朝成熟方向发展的现代农业，暂时还很不成熟但经过改革阵痛有望朝成熟方向过渡的现代市民社会，暂时还很不成熟但经过科学评价机制和积极作用有望朝成熟方向发展的大众文化，都将在艰难适应中，接受对方的检阅。或者相反，物质的现代农业内部、市民社会内部和大众文化内部，仍然依其惯性力量，进行着隐性而又固执的冲突和分解，致使农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和大众文化现代化成为真正的难题。它们之间相互打架、相互消解、相互抵抗，可能会成为一时之常态，直到预期中的现代农业转化为新型农民文化，现代市民社会运作法则转化为城市文化，大众文化自觉地以文化现代性为其价值支点。在这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与其说价值观念决定物质实体的走向，不如说价值观念最终取决于物质实体的引导和养成。毫无含糊，在文化转型的节骨眼上，无论作为体制机制，还是价值本身，如何进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结果究竟怎样，都将是决定一切的重要前提，这包括对诸种“不适应”的重塑。

如此一来，在众说纷纭的城镇化思潮中，中国西部的具体适应性问题就成了必须首先审视的一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