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地看，西部现实村落的“终结”与人文村落的“兴起”，非但没有什么冲突，还很合逻辑。很清楚，“终结”与“兴起”之间的确是一个由因导果的过程。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超时空的情感诉求对道德伦理的征用上，以及由此征用而导致的对现实西部的误判。所以，无论是西部大开发的终极目标，还是生态移民造成的“空村”，都不宜当作偶发的或个案来看待。毫无疑义，它们都是以顶层设计的强势政治经济话语来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稍有不慎，人文知识分子的“乡愁叙事”和一般群众的村落化宗法文化“复归”，一旦形成某种集体无意识，都将意味着对现实问题的有意逃避。本来合情合理的“乡愁寄托”或者如法国哲学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所谓象征意义的“交换”，就会成为没完没了的观念生产，对社会现实问题及人本身问题的解决就会一再延误。暂时性情感诉求和长期以来村落化宗法文化惯性，如果不去主动干预，就会被不断放大，那个时候，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所一直呼吁的启蒙思想，则必然屈居很次要的位置。甚至极端者，诸如西方话语中被刻意突出的“反现代性”“现代性的困境”“现代性危机”等，就会连同它的派生物“身份危机”“文化危机”一起，迅速弥漫开来，反而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守住原来的本土文化即可，无须发展乃至提升本土的东西。

毋庸赘述，这样的一种或几种流行说法，在社会并不发达甚至还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表现得格外突出，因此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文学等，其征候也就异常之突出。深究其中的原因，有西部人文惯性作祟，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某种自觉的选择。比如对文学之为文学的“自洽”叙事、对传统乡土模式的固守等，都是值得重新审视并清理的内容。从这一角度而言，西部文化自觉意识的培植，其实更迫切需要文化现代性这个价值支点。把文化现代性内置于当前西部文化现实，内在于西部文学新经验，便成了西部文学启蒙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