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的特点以及危害都表现为“去工业化”，即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这种观点常用的潜在假设是，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具有经济效率上的优势，因此应该优先发展。例如，冯宗宪等（2010）强调制造业的衰落将损害一国的长期增长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经济能力，原因在于制造业的附加值高、能够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显然，这些原因过于片面，如衬衫加工（制造业）就不一定比石油勘探（资源行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本要求。再加上资源行业的繁荣是价格和利润引导的结果，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很难从事前效率的层面证明“去工业化”是低效率的。然而大量实证证据表明，“荷兰病”带来的繁荣不可持续。如果不是效率上的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短暂繁荣后的衰退？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去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体的脆弱性。同时，对“去工业化”过程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去工业化”的本质是极端的产业不均衡发展。“荷兰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不确定性的防范能力不足。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市场中的企业遵循价格信号即可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我们从“荷兰病”的视角，揭示了在面对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Uncertainty）时，价格信号有可能将国家暴露在未被意识到的巨大风险中。因此，必须在短期繁荣与长期稳定中做出权衡和取舍。为了避免“荷兰病”对经济体的侵害，决策者可以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建立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体的“容错”能力；第二，采用较为保守的产业政策，保证主导产业的安全。其中，产业政策的激进保守程度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较强的“容错”能力可以支持更激进的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