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预测性是经济世界的显著特征与魅力所在，但往往被人们忽略。Knight（1921）将不可预测性区分为风险和不确定性，其中风险事件的发生可以用概率进行刻画，而不确定性（也称模糊性）事件的发生则无法准确地用概率表示，因而代表了更大程度的随机性。例如，“掷硬币连续出现3次正面”便是一个风险事件，因为此事件的发生可以较好地用概率进行刻画；“明天股市上升50BP”便是一个模糊性事件，因为用任何概率对其进行刻画可能都是有争议的。在成熟的行业中，未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可以用概率表示，从而使问题转化为概率分布明确的风险问题。然而在新兴行业中，由于缺乏经验，人们无法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形成较为可靠的概率认知，故人们面临的是模糊性问题。

很多学者（如Savage）认为在模糊性情形下参与人可以形成一个主观信念（概率分布）来反映他对情形的判断，进而基于此信念和期望效用模型进行后续决策。针对这种思路，Ellsberg（1961）指出，决策者的行为方式在面对模糊性与面对风险时存在显著差异，即实际中的决策结果会系统性地偏离主观概率模型的预测。这是因为主观概率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参与人形成主观信念之后所有的决策行为均与此信念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在此后任何情况下参与人都不会再怀疑此主观判断。显然，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当决策者知道自身的主观信念并不一定准确时，经常会根据具体情形调整自己的信念，进而违反了一致性要求。例如，在著名的Ellsberg悖论中，决策者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支付方案调整自己的信念，从而保证自己的选择相对“安全”。这种行为模式并不能被主观概率模型所刻画，但又是稳定存在且有规律可循的，因此需要新的建模工具来刻画模糊条件下的决策行为。

对模糊性决策的建模尝试是决策理论的热点话题，目前现有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致力于将决策者的信念建立在各种可能的分布上，如MEU（MaxminExpectedUtility）模型（Gilboa，Schmeidler，1989）；第二类通过定义容度（Capacity）并利用Choquet积分直接定义信念，如CEU（ChoquetExpectedUtility）模型（Schmeidler，1989）。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但是各有特点。例如，直接建立在可能分布集合上的信念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清晰的经济意义，但是此类模型在数学处理上较为复杂；建立在容度基础上的模型具有数学上的简便性，但其经济意义较为模糊。Chateauneuf等（2007）提出了一种精妙的综合方法，即基于NAC（Neo-additiveCapacity）的CEU模型——此模型可以在保留Choquet积分所带来的简便性的同时仍然呈现清晰的经济意义。因此，基于NAC的CEU模型在数学简便性和经济直观性之间达到了精妙的平衡。

我们主要关注模糊性下的最优合同问题，利用基于NAC的CEU模型将模糊性理念融入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引入代理人的模糊性感知和模糊性态度（Ghirardatoetal。，2004），对代理人行为及其收益的影响进行刻画，并证明了忽视模糊性因素可能会使理论上的最优合同在实际中失效。

从模糊性决策视角重新审视经典经济情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博弈理论中，Marinacci（2000）在模糊性情况下通过概率支撑（Support）定义了新的均衡概念，并将此类博弈称为模糊博弈（AmbiguousGame）。Eichberger等（2008）关注了模糊性问题中的均衡并将其结果运用到博弈论的经典例子中，如古诺均衡和伯川德竞争；Kelsey和Spanjers（2004）研究了模糊性下合伙企业的分成规则，并提出一个可以描述个体积极态度与消极态度的偏好形式。他们主要关注不同分成规则的效率，而我们则是将分成规则抽象为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模糊性对合同设计和效率的影响。Spanjers（2008）关注了在模糊性事件的影响下央行的干预政策会产生何种变化。在类似研究主题中，Gervais等（2011）的研究与我们最为接近。他们证明了过于自信的代理人更容易被激励，这与我们的结论相近，但存在两点不同：第一，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包含任何的模糊性，仅用信号来代替不确定性；第二，由于未涉及模糊性，他们将过分自信处理为非理性的态度，而在我们的研究中，乐观主义并不与理性相悖，也不存在任何先入为主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