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高考的恢复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符号标志。这一时期，现代化取向教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国家利益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与教育及高考紧密相关的人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由统一高考废除所导致的人才中断以及由此进一步引发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段中相互碰撞、强化并形成的共识深深地印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记忆中。这一记忆一方面赋予统一高考以神圣的光环，另一方面成为这一时期乃至现在高考政策制定者的经验，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中可能的选择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以来的中国高考从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形象的一种表征，共同的社会记忆以及执政者个人及群体的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等因素共同导致统一高考不仅仅是一项教育制度，更是一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制度。国家与个人对于这一制度具有共享的价值体系，个体对于这一制度具有高度的认同。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这一制度似乎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高考改革的话语从国家利益转向了社会。从1977年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来说，统一高考的恢复在重新确立以考试成绩为准的教育机会分配机制的同时，实际上也重新肯定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地位。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构成了这一时期统一高考制度所处的宏观结构脉络。尽管与1949～1966年相似，转型以来的大学入学选拔制度仍为统一高考，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这一制度的运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形成了完全以升学考试为导向的应试体制。与此相应的是，国家利益的话语逐渐转换为以每个家庭社会流动为基础的社会话语。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转型期为何会出现应试体制？应试体制的出现与统一高考的制度形式以及这一时期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具体分为：第一，统一高考的具体制度形态；第二，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需求；第三，教育系统内各个层级的教育分流机制，这些机制的有效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的拥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