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应试体制、中国高考乃至整个教育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需要将教育置于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与社会分层及个体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这是教育的普遍性；另一方面，需要将教育置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情境和当下转型的社会脉络中来考察教育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

就教育的普遍性而言，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或文凭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与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存在两个基本的理论传统：功能主义传统与冲突论传统。两种传统对于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角色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功能主义将社会分层视为维持社会系统的普遍的功能需求，个体通过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水平是社会分层的关键维度。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在机会均等的教育制度设定的前提下，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冲突论则认为，功能主义的分析忽视了不同的集团对学校教育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社会分层本身是不同集团力量不均衡的表现，教育是在社会优势集团的控制下，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视阈中，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经验，一些西方或中国学者对科举制度社会流动功能的研究构成了功能主义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所置身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但他们关于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假设基本相同。对于中国高考制度的研究无法脱离这样一个坚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的独特的社会情境。本文将从功能主义和冲突论两个方面来综述教育对于个体地位获得的作用机制，因为这些机制同样形塑了基础教育中各个层面行动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