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是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项伟大战略。过去30多年的规模性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走向共享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又把扶贫开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精准扶贫，开创了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审视和反思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便更好地推进和创新扶贫工作。纵观过去几十年的扶贫，许多地方较多强调了国家及其干部的主体责任，而忽略了贫困群众自身的责任与能动性，出现了所谓的“包办式”与“保姆式”扶贫。一方面是国家的主动给予导向过度治理，另一方面是群众的被动接受走向积极索取。这种主动与被动、给予与索取的模式很容易导致贫困群众将个人问题社会化和国家化，即似乎所有的贫困都是由社会转型和发展导致的，国家应该无限兜底，与贫困群众自身无关，只要以贫困的名义就可以搭上扶贫的便车。这种认知逻辑也弱化了贫困群众改变自我和掌控生存意志的动力，许多人坐等国家扶贫，争当贫困户，要钱要物无节制，满足不了要求就闹事，等等。这不仅损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也无限放大了国家的责任，同时无限缩小了个人的责任。因此，精准扶贫不能单向地强调国家的责任，还需要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如何塑造和激发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则成为关键性议题，以“生命觉醒”“主体复归”“助人自助”和“社会参与”等为核心理念的赋权理论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由此，我们尝试使用赋权理论探讨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塑造问题，致力于将个体内在的生命治理与外在的社会治理相融合，合力推进和创新扶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