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8年，政府接管南苑，对物业管理采取放纵的方式，物业管理费成为一笔坏账，物业公司的亏损由国家承担，同源物业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相安无事。社区抗争的重点发生变化，从要求社区代理权转而要求“相邻权”。社区邻里期望联合起来，对社区空间进行干预，这体现在肿瘤医院的建设问题上。

空间重构是新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体现了发达国家1960年代以来城市的变化（Castells，1983；Lojkine，1977；Mingione，1977；Pahl，1969；RexandMoore，1967；Rex，196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空间重构也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政府的整体规划（住房商品化、拆迁等）直接引致空间重组。在此过程中，社区很难自成一体，而与外在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被卷入空间生产趋势中。

在工具理性指引下，政府对城市区域进行调整：在中心城区建设商业区，在边缘地带建设保障房；社区内部（楼层高度、楼间距、配套基础设施等）也被纳入规划之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政治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当规划安排影响到居民生活时，后者则从沉默转向抗争，社会运动往往“质疑空间之使用”（Lefebvre，1979），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空间正义。在谈及空间的社会性时，空间被定位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呈现城市中社会关系的地图（Mingione，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