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1]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随着“单位制”[2]的消解，职工在单位内的“依附—庇护”[3]关系遭到了冲击，在新型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强烈呼唤作为其代言人的工会走出传统的、行政化的工会行为模式，切实维护职工的经济社会权益。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组织或社团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一些组织出于无知才没有增进其成员的利益，另一些组织是受诱使才只为其首脑的目标出力，但是不去增进其成员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4]特纳（Turner）在评论英国工会时说：“组织的特征正是他们的前身与他们早期生长环境的产物。”[5]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看，任何一种组织都是具体的行动组织，都是存在于具体的时间与环境（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之中的组织，时间的维度与具体的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它们是组织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