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各国，私立高等教育都是高等教育体系里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独具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弥补了公立和国立高校的不足。在中国近代，一大批私立大学也因其成功的办学实践和在人才培养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而声誉卓著、彪炳史册。但长久以来，对民办高校的社会关注往往都集中在其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种种行为上，以及政府对其的管理和约制上。就民办高校的招生而言，广为流传的是种种的骗局和谎言，很少有人能从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制度背景的框架中，对民办高校招生做理性的分析，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动因所在。

如果说贡献的话，本文也许可以在以下方面的梳理上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添只砖片瓦。

第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民办高校的发展是与宏大的社会背景相对应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同时，管理上的顾虑和长期以来社会观念上的歧视，使民办高校拓展社会空间非常艰难。在没有政府经费资助、社会捐赠极少，甚至连银行贷款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基本停留在以学养学滚动发展的阶段，招生对于民办高校来说不仅仅是人才培养的问题，更多的是生存延续的问题。

第二，政府承认了民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但民办高校正常行使自主权的各种制度条件却是不具备或者不完善的。现时期民办高校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私立大学境遇显著不同的是：身份制等制度在就业市场造成的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毕业生待遇上的先赋性不平等。“国家承认的文凭”成为民办高校吸引学生的重要制度障碍。加上民办高校自身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比较薄弱，民办高校只有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多种资源：以合法性机制努力争取和拓展社会承认和认同的空间、以市场机制调用组织外的多方行动主体参与招生、以关系网络机制整合各种资源建构信任和权威。这些机制的运用与其说是民办高校办学灵活性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在招生的科层制度不可为的制约下，民办高校一个无奈的应对策略。

第三，这三个机制在目前民办高校招生实践中，是共存互补的关系。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又是相互竞争和替代的，而最终，科层化的制度将取代它们的位置，成为民办高校招生的主要依托。首先，在几千年传统浸润下，“关系”的运作不可能退出。在转型社会里，它仍将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的手段，对于民办高校的招生仍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从“差序格局理性化”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工业化、市场化对于人际关系的冲击来讲，对于民办高校这样一个组织的信任的建立来说，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等初级关系的作用会慢慢淡化。其次，随着民办高校的稳步发展，其社会承认空间将随着其办学业绩的日益显现不断扩大，合法性机制在招生中的地位也将下降。而民办高校“业内”的生源竞争将进一步上升。最后，在竞争的过程中，随着民办高校自身的规范化发展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以及政策、法律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外聘代理的作用会慢慢减弱，相对成本的增加将使正式组织结构对代理结构的替代不可避免。市场化机制，尤其是聘用的校外招生代理的作用将因其交易成本的相对增加而下降，办学层次较高的民办高校将更多地调用本校的师生资源，进而将建构自己专职的招生队伍，科层化的规章制度和结构形式也将被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主要作用。

第四，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管理理念亟待转变，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不足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提供服务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严格管理，对于私立大学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另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私立大学的招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社会评估、舆论监督及各种相关服务的提供上。在转型期政府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更应该在实质意义上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发展，为民办高校的自我规范和自我提高提供更多的服务。

本文的不足之处很多，一方面，由于个人理论知识的积累不够，对于文中涉及的理论的整体把握并不娴熟，生搬硬套难以避免；另一方面，由于招生的相关资料在目前的民办高校属于机密范围，“外人”很难获取。虽然，我有一段时间的参与性观察，有两个课题资料的支持，以及所收集的近5年来媒体对民办高校的有关报道资料和40多所民办高校2004年招生简章等资料，但有效资料还是难免欠缺。特别遗憾的是，没能获得完整的个案资料。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多限制，使有关分析有偏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