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中心主义并非唯一可供选择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具体实施方式”。与此相反，无论是在公司法的发展历史中，还是在既存的实证法中，都存在另外一种规范性选择，即董事会中心主义。例如，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制定法）第141条第（a）款就规定，“除非本法或公司章程大纲另有规定，公司的全部业务和事务都应由董事会管理或在其指导下加以管理”。除去直接将董事会塑造成“权力核心”（LocusOfControl）之外，特拉华州普通法（判例法）还通过“商业判断规则”（BusinessJudgementRule）来进一步屏蔽股东对董事会行使其职权的干扰。根据商业判断规则，除非存在利益冲突，董事会做出的公司决策会被推定为是在尽到注意义务的基础上，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而做出的。当然，人们会习以为常地认为，特拉华州公司法（制定法与判例法）中的这种董事会中心主义，事实上可被归类于本书第一章所提及的“弱度”或是“十分柔和”的股东至上主义：股东虽仅享有极其有限的公司权力，但公司管理者最终实现的仍然不过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特拉华州公司法在要收购领域的特殊规定，却将其与这种理解阻隔开来。1985年，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Unocalv。Mesa”案中规定，只要董事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收购要约会对公司产生威胁，其便能采取与该威胁相适应的手段挫败之，而无论该威胁来自第三方还是公司股东；而董事会在衡量威胁的存在时可以将非股东利益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顾客、员工甚至公司所在的社区）的利益考虑在内。这种赋予反收购措施合法性，进而可能威胁股东利益之至上性的规定，自然地引起了股东至上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合法化反收购措施，事实上赋予了董事会“自我维持”（Self-Perpetual）的能力，并将其视作特拉华州公司法为董事会所“俘获”的有力例证。更进一步，股东至上主义者提出，董事会自我维持的能力是不合效率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主要形式为敌意收购）是制约董事会滥权的最为有力的约束机制；一旦董事会可以单方面挫败敌意收购，就等于抽走了悬在董事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虑到在要约收购语境中董事所面临的极强的利益冲突、股东利益受到影响的急迫性，股东至上主义者认为应将接受或者拒绝收购要约的权力交还给股东（大）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