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均持续偏高，这导致了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男性人口过剩和区域间分布的失衡。男性人口的相对过剩造成了婚姻挤压：2013年之后每年男性过剩人口的占比在10%以上，2015～2045年将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大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李树茁等，2006a）。在“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主宰下，贫困地区的男性成为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受害者（陈友华，2004）。“光棍村”数量的不断增加正是这一后果的集中体现，海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吉林等省份的部分贫困农村地区都曾有“光棍村”被媒体报道。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现象在中国农村地区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Davin，2007）。国外有学者将中国和印度的男性“过剩”问题与国际安全相联系，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令犯罪率增加、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HudsonanddenBoer，2004），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中国各种社会制度不完善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不仅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且对不同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社会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并将对公共安全产生影响，阻碍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稳定（李树茁等，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