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老舍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但又共同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革命文学”话语之外,他们共同持有与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民族未来发展的“文化”策略:老舍认为传统文化惰性阻滞国家进步,沈从文却在“常”与“变”的转换中看出了民族精神的长处,并将它视为家国雄起的文化依据。但是二者的不同并不是二元对立式的冲突,而是在求同存异中归趋到人性本身,分别表现在文学地图的横向选择、叙述时间的纵向对比和以二者归结出的人性呼唤。他们二人关于传统文化的交集与矛盾对于中国当前火热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也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