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复杂，中央力量在西南边疆十分薄弱。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然组织专家对西南边疆的相关实业进行了规划，但鲜有实践行为。国府西迁后，国民政府中央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全方位渗入西南边疆，沿海或内地工矿企业的迁入，成为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实业发展的显著内容。由于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断反复，加以地理环境、文化、交通、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规划更多集中于开发西藏的交通建设方面，较少涉及其他层面。蒙藏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业发展拟制的初步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从政府层面做出的关于西南边疆实业开发的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察，虽限于当时中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未有全面实施或贯彻，但客观上可为后来者审视西南边疆的资源、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行为促进了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这一非常态经济行为的战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实现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的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