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谓科幻”的讨论似乎总绕不开C。P。斯诺所说的“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立。而刘慈欣的出现则让这些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无论是在其作品还是在各类随笔访谈中，刘慈欣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对“人性”或“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提出挑战。譬如他曾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不断边缘化，因此科幻小说不应该像主流文学那样以描写人为中心，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那么科幻应该与这样的文学划清界限。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他作品中那种宏大的美感，那种人对于宇宙的敬畏，或者“仰望星空”的情怀时，就不得不追溯到“人文”的思想脉络中去。正如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指出的：“对自然中的崇高的情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敬重，这种敬重我们通过某种偷换而向一个自然客体表示出来（用对于客体的敬重替换了对我们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这就仿佛把我们认识能力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的最大能力的优越性向我们直观呈现出来了。”

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构成了本文的论述前提。在这里，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论述框架，对刘慈欣作品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美学特征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