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

　　蓝皮书指出，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财税政策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绿色转型仍然面临巨大压力，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依然漫长且艰巨。未来应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采用风险思维，识别成本约束带来的各种风险，通过财税政策分担绿色低碳转型成本，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妥善应对绿色低碳转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在政策思路上，应从激励和约束两个方面制定财税政策。第一，鼓励清洁能源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成为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仍需加大对低碳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优化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在低碳技术方面取得突破。第二，约束传统能源的生产消费。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较高，对于“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要重点监控，从政策上提高相关企业的排放成本，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

　　（一）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时，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是重要保障。首先，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完善和扩大碳交易市场。2021年7月16日，我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交易，成为全球覆盖碳排放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但是，市场整体交易量仍然偏低。数据显示，前114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而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98.94亿吨。政府方面，未来应统筹建立碳排放相关法规制度体系和核算标准体系，规范第三方机构，为碳交易企业提供专业的碳核算、碳排放配额（CEA）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碳资产管理、碳减排方法学开发等服务，促进提升碳管理能力。市场方面，应提高社会各界对碳市场作用的重视程度，市场主体应尽快开展碳盘查并积极参与碳排放配额交易和CCER交易。其次，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财税政策应进一步向绿色低碳产业倾斜，激励企业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向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有效配置，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发展。

　　（二）投资与融资政策联动，优化绿色金融投融资体系

　　我国一直在积极构建绿色金融投融资体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数据，2020年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存量规模近1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2021年第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26.5%。同时，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绿色债券尚无违约案例。但是，我国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缺口仍然较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绿色投资的引导作用，构建与绿色低碳发展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第一，合力发挥财政预算资金和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优化传统的财政补助、奖励等转移性投入方式，借助基金、开发性低息贷款、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以股权、永续债等投入方式，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高碳产业转型。第二，研究设立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把合理化解绿色低碳转型风险、推动碳减排动机逐步融入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模式作为财政政策的考量重点。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母基金要充分发挥撬动作用，通过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等方式，增强低碳融资项目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

　　（三）统筹处理转型风险，制定差异化财税政策

　　绿色低碳发展可能产生一系列风险与挑战，财税政策应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应正确认识和把握碳减排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避免运动式“减碳”。积极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尽快制定地区和行业低碳发展行动计划及路线图，形成负面清单，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加强金融行业绿色投资能力，展开适度超前投资，加大新能源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此基础上，还应制定差异化的财税政策。第一，从地区层面制定差异化财税政策。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性，碳排放量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递减，而碳排放强度则是中、西部高于东部。应在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兼顾不同区域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第二，从行业层面制定差异化财税政策。电力和热力、钢铁、非金属矿、运输仓储、石油加工、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碳排放量较高，未来面临的调整压力相对较大，应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政策。综合而言，后续应开展行业、地区碳减排政策的成本评估和优化机制，结合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构建财政与金融、价格等相互协同的系统性风险反馈机制和防控机制，并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财税政策的体制基础。

　　（四）减污与降碳相结合，加强财税政策协同效应

　　财税政策应统筹考虑减污与降碳，加强财税政策协同效应。“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为更好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应进一步加强减污与降碳财税政策协同，充分发挥税收、政府采购、绿色债券等机制的作用，尽量以低成本、低风险方式实现减排目标。第一，在新能源发展方面，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对光伏、风电发电量予以补贴，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通过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充电桩基础设施奖励、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等手段，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第二，在节约能源方面，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公共建筑节能等给予财政支持，推动建筑领域节能。出台节能节水、环境保护所得税优惠等系列政策，并对工业节能标准制修订和节能监察等予以支持。第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形成多元清洁的动力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发展和运输的区域布局。根据地区资源禀赋，统筹能源开发，优化能源发展区域布局。加快建设我国现代能源综合运输体系，综合发展能源的铁路运输、水路运输、管道运输和电网运输，降低能源运输成本。第四，进一步发挥专项资金的作用。安排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推动京津冀等重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提升。通过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能力建设等。

　　（参见《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p232-2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