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

　　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展望以后年度的财政政策，需对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财政政策需要注重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

　　（一）高风险时代财政政策更加注重前瞻性、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

　　放眼世界，全球格局在加速演变，全球化的治理规则加速失效，规则重建的速度远远慢于规则失效的速度。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国际安全失序，非传统安全凸显，全球动荡的源头显著增多。疫情影响尚难消退，俄乌冲突持续引发全球能源、粮食供应链紧张，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普遍调降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严重恶化，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下调0.8个百分点，从之前的4.4%下调至3.6%。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受俄乌冲突、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将进入“低增长和高通胀”的“滞胀期”，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下调1.2个百分点，从年初的4.1%下调至2.9%。加之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减碳、发展等多重目标之间的平衡具有难度，各国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外溢，等等，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

　　从国内看，疫情的影响仍将延续，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内预期仍将偏弱，内需恢复尚需时日，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微观主体面临的生存发展风险仍在扩张。就业的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压力较大，“双碳”目标下经济绿色转型的压力增大。

　　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实现内涵更为丰富的高质量发展，即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发挥好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政策需注重前瞻性、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避免政策的“碎片化”“短期化”“微观化”。

　　（二）财政政策注重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以就业为目标导向，着力支持就业数量增加和就业质量提升，有助于实现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就业是综合性过程指标，既与经济相关联，也与社会民生相关联。财政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为就业提供更多增长空间，进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提高就业质量，从而改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通过民生领域公共消费带动私人消费增长，逐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开展职业技能和就业培训，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创造有利条件，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畅通经济和民生的重要连接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中长期财政政策聚焦人的现代化发力

　　对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长期财政政策需聚焦人的现代化发力。结合城镇化发展进程以及人口流动趋势，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四）注重相机抉择政策与自动稳定器政策相结合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经济下行、疫情冲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但是，政策调整频繁，也加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政策碎片化或政策的系统性不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也不利于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为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实施相机抉择政策的同时，应注重发挥好自动稳定器政策的积极效应，提升财政政策的系统性与可预期性。进一步优化改革税收制度，健全社会安全网体系，加强财政自动稳定经济社会活动的实际效果。建立财政自动稳定器触发与退出的规则体系，在政策实践过程中持续迭代优化。

　　（五）注重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同

　　财政政策实施涉及政策执行中的各相关主体。为保障政策效应充分发挥，既需要严格规范、富有效率的财政管理制度，关注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尽可能减少政策时滞；还需要以系统思维推动宏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的协同效应发挥，减少要素之间、制度之间、要素与制度之间的摩擦和互斥。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就业、产业等政策协调，抓住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精准发力，避免政策传导扭曲和政策效应弱化，避免“合成谬误”。

　　（参见《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p51-5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