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9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

　　蓝皮书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无疑是一系列决策部署中最为重要的一项。需要努力增加“稳住”的确定性因素，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1. 以稳就业、稳收入构建民生的确定性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2022年以来密集出台一系列纾困帮扶政策，以此稳就业、稳民生、稳市场主体，同时提升市场主体和居民的信心。

　　将稳就业和稳收入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发力点。就业和居民收入关乎社会稳定和基本民生。现有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待市场主体经营好转后，间接保居民收入，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需要时间，尤其在宏观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另一方面，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直达地方财政，对失业和困难群体进行帮扶，但这种方式存在帮扶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现有的低保救济政策并不能覆盖新出现的困难群体。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方式和技术手段，以更加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群体，有效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和居民生计风险的蔓延。数字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大趋势，数字政府建设应顺势而为。例如，可以考虑将个税App扩展成为发放居民低保救济和补贴的平台。

　　将缓解刚性支出压力作为稳民生的重要抓手。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当前，部分居民和家庭增收陷入困境，我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

　　面对部分居民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拓宽思路、勇于创新，及时推出新的应急举措，同时抓住稳就业和稳收入，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散为社会风险，牢牢稳住社会大局，从而为稳住经济大盘创造条件。

2. 数字经济提升我国未来发展的确定性

　　当前，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数字革命正引领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应顺应这个趋势加快高质量发展。

　　首先，不应割裂看待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数字化，未来的主导经济形态就是数字经济。数字革命将彻底改变经济社会的底层逻辑，也将深刻改变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监管和宏观政策实施也会改变原有的逻辑路径。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数字文明，主导的经济形态已经从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转变到当前的数字经济形态。从概念来说，数字经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就当下来说的，属于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代表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另一层含义是就未来来说的，不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主色调，成为经济的普遍形态。数字化意味着传统经济模式或旧的经济形态正逐步向数字经济靠拢，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变。通过数字化，让旧经济变成新经济，让传统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就此而言，不能僵化地理解“实体经济”这个概念，更不能基于此进行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不能厚此薄彼。

　　其次，要辩证看待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并非对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新的安全问题，但不发展、发展慢，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我们应当始终把发展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来解决安全问题，不能泛泛地将两者的关系抽象化、简单化和对立化。目前，涉及数字经济治理的相关部门有十多个，但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对发展负责，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部门。应该把“通过发展来解决各种问题”作为各部门监管的一大原则。大家只有朝着“促发展”这个方向共同出实招，才能真正为企业和企业家建立稳定预期。必须树立风险整体观，把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嵌入数字经济治理当中，不能顾此失彼。通过树立风险整体观，使监管政策真正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代表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潜力，是国际“换道”竞争带给中国的历史性机遇，我国应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安全、产业安全，最终保障国家安全。

　　3. 避免公共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中国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后，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在多元目标和政策考核过于指标化的影响下，容易产生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是指从各部门来看，每项政策都是对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合起来看或齐头并进地实施时，可能就错了。政策“分解谬误”是指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被分解到各部门、各地方或各个时间段后，任务分解过多过细，很可能反而造成整体无序和相互掣肘。要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制定政策时留有更多余地和弹性，避免“好心办坏事”

　　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时是一个“黑箱”，相关部门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要有充分认识。由于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相关部门难以预见所有可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预留一些模糊地带，特别是创新，更需要“灰色”地带和实行“黑箱”管理。禁止性的负面清单应当尽可能短一些，行政许可的事项应尽量少一些，政府部门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应降到最低。社会耦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精准耦合，而是一种模糊耦合，应允许存在模糊地带，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须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和弹性。同时，对一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认识。这一原理与服用药物类似，在服用药物时，一定要先了解自身能否承受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总之，制定政策一定要有风险思维和不确定性思维，避免“好心办坏事”。

　　（二）对各部门出台的政策及监管措施开展事前风险评估

　　若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发现政策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能存在处置风险，就应该尽量减少这一政策措施所引发的新的不确定性、新的风险。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思维和“未知思维”，科学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将政策及其执行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引致的风险降至最低。

　　（三）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在政策出台前，先做一些思想实验和模拟评估。在分析评估阶段，与市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关起门来各自制定政策，这样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需强调的是，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宏观环境下，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更加审慎、更加包容，让市场主体更可预期。只有当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稳定预期，共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见《财政蓝皮书：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2）》p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