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遵循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并在财政税收体制上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将各种生产要素倾斜于效率较高的城市或者工业部门，并创造了中国式的经济增长奇迹。但这种制度安排也产生了相应的副作用，即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根据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属于正常现象，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同时也描述了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目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较为显著，且整体上仍呈现上升的趋势。如果这种上升趋势得不到较好的遏制，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公平，甚至会影响效率问题，结果“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着制度调整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因素。为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差距，必须改革当前阻碍二元经济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传统体制。但改革之路从无坦途，须支付相应的成本或产生相应的风险——财政风险。

为此，本书首先梳理了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财政风险的相关理论基础。其次，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差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从二元财政体制的角度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劳动力流动、土地集约化经营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以及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路径选择。再次，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特点，归类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又次，分析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及一般规律，归类分析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最后，分析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内涵以及土地集约化在中国的实践和现状，总结土地集约化经营的一般规律，归类土地集约化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分析各类风险对财政风险产生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范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及财力匹配的保障机制、财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的角度，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各级政府职能范围，科学划分事权；并以事权的划分为基础，合理划分财权。同时，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以及科学完善的财政风险预警防范机制。